刚回到东京时，吉井忍的心中充满迷惘。她已过不惑之年，此前多年一直生活在中国，辗转台北、上海、北京，做过记者、编辑和写作者。直到婚姻结束，生活突变，她才回到东京，重新开始。她曾写，那时自己“像一根被连根拔起的野草”。

但熟悉的城市已经变了模样——整个社会氛围似乎对主流生活之外的人更不宽容了。公园里的长椅为了防止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士长时间躺睡，新增了铁制的隔断扶手。人们喜欢的公共设施变得越来越少。年轻人也逐渐变得更为保守。

在还没有找到新的住所之前，吉井忍找到了一个打工的地方：一家咖喱店。她之前来过店里几次，喜欢这里的食物以及亲切的装修，在经过店主简单的面试之后，她成为店内一名按时薪结算工资的临时工，负责点菜、端菜、洗碗、收银。服务生的工作让她在写作之外，拥有了一个可以和其他人接触的机会，建立新的交友圈，慢慢找回在城市里的归属感。她在咖喱店里认识了玩音乐或者参加剧团的朋友，这群人仍然保持着我行我素的生活状态，也让吉井忍有一种找到同路人的信心。

某次，她在京都国际摄影节上看到福岛淳史的作品“Bento is Ready（便当准备好了）”。福岛淳史从大阪艺术大学摄影专业毕业之后，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选择在摄影工作室就职，而是做了10年便当工厂的送餐员，每天都骑着摩托车把便当送到独居老人的手里，同时用相机记录老年人的生活场景。他的作品一度引发关注，但他却因此陷入自责和痛苦，害怕自己消费了拍摄对象，几度中断工作、逃离城市。